一九七八年，在越南西贡堤岸区，一位华人富商面临着家产被悉数没收的命运。
就在黎明即将到来之前，他做出了一个决绝的举动，亲手点燃了自家囤积粮食的仓库。
熊熊烈焰直冲夜空，将周围映照得一片通红，那火光仿佛在无声地诘问，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里，人们为了生存所走过的道路，究竟浸染着多少血与泪的挣扎。
在东南亚这片充满博弈色彩的地域版图上，华人群体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，绝非无关紧要的旁观者。
纵观泰国财富榜单的前列，谢氏与苏氏等家族的身影频频出现，他们的根系大多深植于遥远的潮汕平原。
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命脉曾长期由一批显赫财阀所主导，其中林绍良与黄奕聪等人物，一度成为掌控国家经济走向的关键力量。
至于马来西亚，华裔商界领袖的影响更是渗透至各行各业，从早年驰骋商海的郭鹤年，到如今掌控云顶集团与大众银行等庞大企业的家族，华人的商业基因已深深融入当地经济的血脉之中。
然而，当视线转向越南时，这一普遍规律却骤然失效，仿佛被画上了一个鲜明而刺眼的红色叉号。
审视二零二三年度越南富豪排行榜，从榜首至第十名的位置，竟寻觅不到一个传统的华人姓氏。
在越南国会的议事大厅里，接近五百个议员席位之中，具有华人血统的面孔屈指可数，如同晨星般稀少。
回溯至一九七六年，越南的华人社群规模曾达到一百二十万之众，是该国当时毋庸置疑的第二大民族群体。
然而，在不到五十年的光阴里，这一百二十万的人口数字急剧萎缩至七十万。
其民族排序也从第二位飞速滑落至第九位。
这种人口的锐减绝非自然演变或缓慢凋零的结果。
它实质上是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、由河内当局精心策划并系统执行的“社会外科手术”。
越南的执政者不仅致力于用清晰的边界线划分领土，更意图在社会肌体的最深处，将“华人”这个组成部分如同器官一般彻底剥离。
若要透彻理解这场“手术”所运用的精密“刀法”，我们必须首先将目光投向那个属于越南华人的鎏金岁月。
位于西贡市（今胡志明市）的第五郡，越南本地人称之为“Chợ Lớn”，意即“大市场”。
但在全球华人商贾的口耳相传与共同记忆里，它只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——堤岸。
十七世纪末叶，明朝王朝覆灭。
一批不愿接受新朝剃发易服政策的明朝遗臣，率领着他们的部属与家族成员，乘船扬帆向南迁徙。
陈上川、杨彦迪等领袖的名字，在后世的越南史籍中被记载为“明乡人”。
当时统治越南南方的阮主政权接纳了他们，但提出了一个条件：前往南方未开发的区域，协助阮主对抗柬埔寨势力，并开垦拓殖那片蛮荒之地。
他们面对的是怎样一片土地呢？那是湄公河三角洲地带，当时遍布着难以通行的沼泽，鳄鱼在其中潜伏出没，深夜时分，饥饿的老虎甚至可能潜入临时营地袭击人类。
然而，华人先民们在此扎下了根。
他们挖掘沟渠、排干沼泽、开垦农田、修筑码头，凭借坚韧的毅力，硬生生将一片荒芜的湿地，改造成为整个中南半岛最为繁荣兴旺的稻米交易与集散中心。
三百年时光流转，堤岸地区的基本格局依然清晰可辨。
广东街、潮州街、福建街……每一条街道都以华人的故乡命名，每条街上都矗立着同乡会馆、华人子弟学校以及供奉着故乡神祇的庙宇。
漫步街头，耳畔回荡的是粤语、潮汕话、闽南语的乡音；空气中弥漫的是烧腊的焦香与中药材的独特气息；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、层层叠叠的汉字商铺招牌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。
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整个南越地区的经济命脉，已然牢牢掌握在华人社群的手中。
冰冷的数据最能说明事实：在南越的纺织工业领域，华人资本控制了约百分之八十的份额；在钢铁制造行业，华人企业的占比高达七成；至于进出口贸易，超过六成的业务由华人商人经营主导。
西贡市内规模最大的银行、最豪华的酒店、最繁忙的货运码头，其背后无一不是华人家族的资本在支撑运作。
每日清晨，当堤岸米市的交易价格一经确定，整个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稻米行情便随之波动起伏。
那无疑是华人在越南土地上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。
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富，掌握着强大的经济权力（尽管主要在商业领域），并享有受人尊崇的社会地位。
南越历届政府，无论由谁掌权，都不得不对华人社群礼让三分。
吴廷琰政权时期曾推行过强制同化政策，要求华人加入越南国籍，但入籍之后，华人依然是华人，依然是推动商业发展的核心力量。
其后的阮文绍、阮高祺等政权，更是放宽了限制，允许华人在商界自由驰骋，大展拳脚。
在那个时代，恐怕没有人能够预见，仅仅二十年之后，这一切繁华与根基，将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席卷殆尽，不留痕迹。
而这场风暴的源头，正来自于北方。
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，北越军队的坦克碾过了西贡独立宫（原总统府）的大门，标志着越南南北实现了统一。
对于生活在南方的广大华人而言，这一天却成了一道命运急转直下的断崖。
河内当局对于华人群体的态度，历来并非隐秘。
在越南北部地区，华人的生活境遇早已多年陷入困顿。
早在一九五零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中，华人地主便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目标。
进入一九六零年代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推进，大量华人经营的商铺被没收充公，许多华人被强制迁移至所谓的“新经济区”进行垦荒劳动。
到了一九七零年代，随着中越两国关系的逐渐微妙与紧张，北部华人的处境变得愈发尴尬与艰难。
然而，南方的华人社群，对于即将降临的巨变却缺乏清醒的预判。
他们大多天真地以为，这仅仅是一次政权的更迭，生意照常要做，生活仍将继续。
他们严重低估了河内方面彻底改造南方社会的决心。
一九七八年三月，一则消息在堤岸的华人社区中如同惊雷般炸响：当局开始强力推行“社会主义改造”运动。
用最直白的话翻译，就是开始系统性地没收华人私有财产。
这是一场经过周密部署、组织严密的经济清算。
在此之前，当局已经通过详尽的调查，摸清了所有华人商户与企业的资产底细。
哪一家资金雄厚，哪一家拥有工厂，哪一家囤积着大量稻米，全部记录在案。
就在运动开始的一天之内，数以千计的华人店铺被强行查封。
短短几天时间，整个堤岸地区原本熙熙攘攘的商业活动，便彻底陷入瘫痪状态。
那么，查封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？事实上，几乎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可言。
只要你具有华人身份，并且从事商业活动，你就会被自动归类为“资产阶级”，成为必须被“改造”的对象。
你的全部财产都将被无偿充公，而你本人则被驱逐出门。
黄金、珠宝、银行存折、地契房契、工厂里的机器设备、仓库中储存的货物……几代人辛勤积累的财富，在一夜之间便更换了主人。
那个年代幸存下来的老一辈华人，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恐怖场景：身穿绿色军装的政府干部，带领着武装民兵，挨家挨户地敲门。
门一打开，他们二话不说，首先贴上盖有公章的封条。
随后，便勒令户主交出家中所有值钱的物品，甚至连佩戴在手上的金戒指、耳朵上的金耳环，都必须当场取下充公。
在被迫交出一切之后，户主还需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并按上手印，以“证明”自己是“自愿”将全部财产“奉献”给国家。
完成这套程序后，你只能携带极少量的随身衣物，被赶出原本属于自己的家。
根据事后粗略的估算，仅在这场运动中没收的黄金，就达到了惊人的三十吨。
至于那些无法计量的不动产，以及无数家庭历经数代积攒的储蓄，就这样烟消云散。
然而，财产的剥夺，仅仅只是这场浩劫的第一步。
一九七八年夏季，中越边界局势逐渐升温。
越南当局通过其掌控的宣传渠道，持续向民众灌输所谓“中国威胁”的言论。
生活在该国境内超过百万的华人群体，随即被贴上了“第五纵队”的标签。
相较于“资产阶级”的指控，这项罪名显然更为严重。
若只是涉及财富问题，或许仅面临财产的剥夺；一旦被指认为“内奸”，则直接危及生命。
随后，驱逐行动逐步展开。
具体操作方式是向华人发放“出境许可证”，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离境。
但离境路线受到严格限制：不允许经由陆路离开，只准通过海路出行。
离境者不能携带黄金或其他贵重物品，仅可随身携带少量衣物与干粮。
此外，每人还需缴纳一笔“离境税”，数额相当于十二两黄金或等值美元。
如果无法支付这笔费用，便只能滞留原地，面临被遣送至“新经济区”接受改造的命运。
部分拥有船只或能够租到船只的家庭，匆忙寻得小型渔船，载着全家人驶向大海。
那些无力获得船只的人们，则聚集在码头，等待黑市船主开出高昂票价。
原本仅能容纳五十人的小渔船，最终硬生生挤上一百多人。
船舱里人满为患后，甲板也成了拥挤的栖身之所。
淡水资源严重匮乏，食物储备不足，救生设备更是无从谈起。
这场后来被称为“投奔怒海”的逃亡，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。
这条海路究竟何等艰险？南海水域风浪汹涌，波涛起伏。
那些小型渔船在浩瀚海洋中犹如飘零的落叶，渺小而脆弱。
一旦遭遇风暴，船只倾覆，乘客便如落水饺般坠入海中，迅速被巨浪吞噬。
海盗在海上四处游弋，专门瞄准难民船实施抢劫，洗劫一空后便将人抛入大海。
有限的淡水耗尽后，人们被迫饮用海水，导致身体脱水，最终在痛苦中死去。
船上的人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接连逝去，束手无策。
能够幸存下来的人，无疑是幸运的。
他们被途经的国际货轮救起，送往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或泰国的难民营。
在难民营中，他们往往需要等待数月甚至数年，期盼某个国家愿意接纳他们。
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法国、英国等国家成为他们的新家园。
也有一部分人历经辗转返回中国，被安置在广东、广西、云南等地的华侨农场。
然而，更多人未能活着抵达海岸。
这场海上逃亡从一九七八年持续至一九八零年代初期。
究竟有多少人葬身大海，至今仍无确切统计。
是十几万，还是二十万？无人知晓答案。
唯有那些幸存者，在深夜梦境中仍能听见海浪拍打船板的声音，仍会浮现亲人沉入水中最后的眼神。
数据往往最为冰冷，却也最为真实。
一九七六年越南统一后的首次人口普查显示，全国华人数量为一百二十万，占总人口约百分之二点六。
那是华人人口数量的高峰，亦成为最后的峰值。
至一九八九年越南第三次人口普查时，华人人口已降至九十六万。
十三年间减少了二十四万人，其中绝大多数或消失于海上，或远走异国他乡。
一九九九年，华人人口进一步下滑至八十六万。
二零一九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华人人口为七十四万。
而越南总人口已从一九七六年的五千万增长至近一亿。
七十四万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七八，华人从第二大民族滑落至第九大民族。
短短四十余年间，这一百万规模的族群在物理意义上“蒸发”了百分之四十。
这并非普通的人口迁徙，而是一场针对族群的清洗。
越南以最为激烈的方式，实现了对其国内经济版图的“去中国化”进程。
然而，越南采取的手段不仅限于物理消灭，还有更为隐晦的策略：概念切割。
查阅越南的民族识别目录，会发现一个独特现象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，华人通常被统一识别。
马来西亚称之为华人，印度尼西亚称为华裔，泰国则称作泰籍华人。
但在越南，华人被划分为三个不同族群：华族、山由族、艾族。
这并非学术研究的需要，而是一种政治层面的解剖术。
山由族人口约十五万，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的广宁、太原、宣光等省份。
他们使用一种介于粤语和广西土话之间的方言，称为“土白话”。
其衣着打扮与生活习惯与邻近的瑶族较为相似，但他们的祖先实为十八世纪从广东惠州迁入的客家人与广府人。
艾族人口更少，仅数千人，散居于越南北部山区。
他们讲一种客家话，自称“艾人”。
其来源更为复杂：部分为十九世纪跟随刘永福黑旗军南下的广西兵勇后裔，部分为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逃亡至此的遗民。
他们的语言与习俗明显区别于周边的岱依族、侬族。
但在越南的民族识别体系中，他们不被归为华人。
山由族被划入“瑶族系”，后来单独列为独立民族；艾族同样被单列一族。
只有那些居住在城市、使用粤语或潮州话、保持传统华人生活方式的人群，才被认定为“华族”。
为何要进行如此细致的划分？数字本身最能说明问题。
倘若三个族群合并计算，总数接近九十万，依然是越南的“第二大民族”。
但拆分开后，华族七十余万，山由族十余万，艾族仅数千，每个都成为普通的少数民族，不再引人注目。
这体现了传统帝王术中的“分而治之”策略：通过制造语言隔阂、认同割裂，使人们逐渐模糊自我身份认知。
最终，“华人”这一整体概念被消解，潜在凝聚起来的力量也随之消散。
这种划分是否真正彻底？其实并不容易。
山由族虽被单独列出，但他们依然庆祝春节、张贴春联、祭拜祖先、供奉灶神。
家中仍摆放祖先牌位，上面刻着“陈门历代祖先”等字样。
丧葬仪式仍会邀请道士举办法事，超度亡灵。
艾族同样铭记自己是“客人”或“艾人”，源自中国。
他们与邻近的华族通婚往来，并不视自己为“异族”。
但越南当局并不在意这些细节。
他们的目标是实现“身份瓦解”：让这些群体在法律上不属于同一民族，在统计上不构成同一群体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代、两代、三代之后，还有多少人记得自己原本是谁？
身份瓦解最为成功的领域体现在教育方面。
在堤岸地区，曾经存在一百多所华文学校，涵盖小学至中学，全部采用华文授课。
学生学习中国的历史、地理与语文，这是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根基。
一九七五年后，这些学校全部关闭，华文教育遭到禁止。
华人子弟只能进入越南学校，学习越南语，研读越南历史。
在越南历史叙述中，华人的形象被塑造为“明乡人”“开荒牛”，或是曾协助阮主作战后被收编的“归化民”。
华人自身的历史与贡献，几乎被完全抹去。
一九八零年代末，越南推行革新开放政策，华文教育逐渐恢复。
但此时已间隔整整一代人。
如今堤岸尚存几所华文中心，但学生数量有限，且多属于补习性质。
年轻一代华人虽然保留祭祖、过春节的习俗，但许多人已不会说中文。
他们使用越南语交流，就读越南学校，结交越南朋友，观看越南电视节目，思考的也是越南社会的事务。
这是一种同化政策的“软刀子”：不见鲜血，不觉疼痛，但一刀一刀割下去，原有的棱角终被磨平。
当今的越南华人，学会了最高明的生存智慧：隐身。
漫步在堤岸街头，仍能看到汉字招牌，听到粤语叫卖声。
这里依然是胡志明市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，贡献着全市近百分之三十的经济产出。
但再也看不到像泰国正大集团、马来西亚郭鹤年那样能够左右国家政策的华人商业巨头。
那些真正具备实力的华商，学会了保持低调。
即便拥有财富，也不敢轻易显露。
名下公司往往挂靠越南人身份，住宅购置在越南人聚居的小区，车辆避免过于豪华。
赚取的利润尽可能转移至海外，留在国内的部分也谨慎经营，避免规模过大。
因为一旦规模扩大，便容易引起关注；一旦被盯上，便不知何时会遭遇不测。
政治领域更是一片沉寂。
越南国会五百个席位中，华人代表寥寥无几，最近几届仅有三五人。
这些代表多属于“模范少数民族”角色，更多起装饰作用。
真正的决策层没有华人参与，省级领导中没有华人，市级官员也几乎不见华人身影。
相较于泰国前总理他信、英拉兄妹（华裔），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（华裔），印尼前财政部长（华裔），越南华人在政界完全缺席。
这成为一种创伤后遗症。
一九七八年的那场浩劫，给这个族群留下了永久的伤痕。
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一辈华人，每家都有一部血泪史：亲戚朋友在海上失踪，家产一夜之间被掠夺殆尽。
他们深切明白，在这个国家，“富有”是种罪过，“高调”可能招致死亡。
唯有隐身、沉默、隐藏自己，才能继续生存。
年轻一代虽未亲历那场浩劫，但从父母的眼神与祖辈的叹息中，他们学会了同样的道理：不要出头，不要露富，不要让人知道自己是华人。
但隐身真能解决问题吗？
二零零八年，越南爆发一场针对华商的“大米案”。
当时国际米价暴涨，越南政府为平抑国内米价，需要出口商配合调控。
调查却发现，胡志明市最大的几家大米出口商，幕后老板均为华人。
舆论顿时哗然，指责华人操纵米市、哄抬价格、大发国难财。
多家公司仓库被查封，数名老板被带走调查，虽最终未定罪，但生意已无法继续。
二零一四年，中越因南海问题关系紧张。
越南部分城市爆发反华游行，示威者高喊口号，手持标语，冲击华人经营的工厂与商店。
平阳省新加坡工业园内的几家华人工厂遭到数千人围攻，厂房被焚毁，设备遭破坏，工人受殴打。
警方直至次日才出面控制局面。
二零二零年疫情暴发，中越边境关闭。
越南国内又开始流传谣言：指责华人偷带病毒入境、囤积口罩、与中国暗中勾结。
一些地区的华人店铺玻璃被砸碎。
每次风波来临，华人总是首当其冲。
每次中越关系紧张，华人便成为情绪宣泄的对象。
那些试图隐身的人们发现，自己根本无处藏身：面容、姓氏、口音，随时可能将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。
这令人想起三百年前，那些被阮主安置在荒泽之地的“明乡人”。
他们垦荒、征战、建设城市，协助越南完成“南进”扩张。
然而结果如何？地盘打下后，城市建好后，一旦需要，他们便成了外人。
从“明乡人”到“华族”，三百年来称呼虽变，但“工具人”的命运从未改变。
命运是否存在差异？答案无疑是肯定的。
就在越南的邻近区域，生活着另一群华人群体。
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群，马来西亚华人占据了全国人口的约四分之一，是该国人口规模第二大的民族。
他们建立了一套独立且完善的华文教育系统，覆盖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，所有课程均采用华语进行教学。
在政治领域，他们拥有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——马来西亚华人公会，该党是执政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着影响力。
他们还在多个州属掌握了行政权力，例如槟城、吉隆坡及柔佛等地，许多州议员和市长职务均由华人担任。
经济方面，马来西亚华人构建了规模庞大的商业网络，诸如郭鹤年、林梧桐、李深静等商界巨擘，不仅在商业领域举足轻重，其影响力也渗透至政治圈层，具备调动资源、左右局势的能力。
泰国的华人群体则呈现出另一种生存状态，他们已深度融入当地主流社会。
从商业领域到政治舞台，从军队系统到王室阶层，处处可见华裔人士活跃的身影。
回顾泰国历任总理，超过半数拥有华人血统；甚至现任国王也带有华裔渊源。
在日常生活中，这些华人通常自视为泰国人，而非强调华人身份。
然而，他们依然保留着诸多中华文化传统：农历春节照常庆祝，祭祀祖先时依旧焚香点烛，寺庙中仍然供奉妈祖、关公等神祇。
尽管与泰国本地人通婚、改用泰语姓名，但他们内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从未断绝，形成了一种隐而不显的文化延续。
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历史则更为坎坷，曾经历过惨烈的排华风暴。
一九六五年发生的“九三零事件”中，数十万华人惨遭杀害；一九九八年的排华骚乱期间，又有上千名华人遭受凌辱、焚毙。
即便面对如此残酷的迫害，印尼华人并未被彻底铲除。
他们逐渐掌握了适应环境的能力，学会了在逆境中求生存，于夹缝里寻觅机遇。
如今，在印尼富豪榜单上，前十名中有八位是华人；政坛中也出现了华裔面孔，例如曾任财政部长的英卓华便是其中代表。
那么，为何唯独越南华人的处境如此艰难？问题的核心，或许需要从河内方面寻找答案。
从历史维度观察，越南对待华人的态度始终处于反复摇摆之中。
时而加以利用，时而严厉打压。
需要利用华人时，他们便被称作“开拓者”或“经济支柱”；一旦转为打压，华人立刻沦为“内奸”与“第五纵队”。
这种摇摆不定的策略，关键取决于一个变量：中越双边关系的冷暖起伏。
当中越关系处于蜜月期时，华人的生活便相对宽松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胡志明曾将中国称为“同志加兄弟”，北越地区的华人尚能在工厂、矿山及政府机构中工作，并保留自身的语言与文化传统。
然而当中越关系恶化时，华人便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。
一九七零年代末，两国关系破裂，华人随即被列为“清理对象”，财产遭剥夺，被迫驱逐出境，甚至不得不冒险渡海逃亡。
这种关联并非偶然，而是越南对华政策导向下的必然结果。
越南历史上长期面临两重矛盾：一是对中国的依附与反抗之间的拉扯，二是持续向南扩张的内在冲动。
这两大矛盾深刻塑造了华人在越南社会中的地位轨迹。
当越南需要借助北方力量时，华人便成为沟通的桥梁；当越南意图向南拓展时，华人又成为开拓的先锋。
然而，一旦越南感受到北方压力过大、急需转移国内矛盾时，华人便沦为被攻击的标靶。
河内当局不愿看到一个“过于强大”的华人社群存在，因为强大的华人群体可能孕育潜在的离心倾向，甚至被视为可被中国利用的“内应”。
因此，必须对其加以压制、削弱乃至切割。
这种逻辑并非一九七五年后才出现。
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殖民统治时期，类似手法便已上演。
法国殖民者发现华人在经济领域过于强势后，便颁布政策限制华人入境、经商，甚至禁止华人与越南人通婚。
其背后的逻辑在于：防止华人垄断经济命脉，以维护法国殖民者的利益。
河内当局后来的做法与法国殖民者惊人地相似，区别仅在于：法国人服务于殖民统治目的，而河内则是出于所谓国家利益考量。
手段虽有差异，内在逻辑却一脉相承：华人必须处于被掌控的状态。
一九七八年那场浩劫最具讽刺意味之处，在于它是在“社会主义改造”旗帜下进行的。
河内当时喊出的口号是“消灭资产阶级”，但为何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几乎全是华人？北越地区同样存在资产阶级，为何未遭受同等改造？答案显而易见：因为华人拥有财富，且被视为外来者。
掠夺外来者的财产无需背负道德包袱，打击外来目标最有利于凝聚本土民心。
这便是越南华人的宿命写照：当你被需要时，你是“明乡人”，是“民族英雄”；当你不被需要时，你便成了“资产阶级”，是“潜伏的内奸”。
你的财富成为原罪，你的血缘成为原罪。
你越是成功，便越危险；你越是富裕，就越可能遭遇洗劫。
从十七世纪至今，三百年时光流逝，这一宿命可曾改变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一九七八年三月，一位名叫陈伯的堤岸米商遭遇财产查封。
他是第四代华人，曾祖父辈从广东潮州南下，在堤岸经营一家米铺。
传至他这一代，已发展成为西贡最大的米商之一，拥有七座米仓、三间碾米厂，同时还开设了一家银行和一家航运公司。
三月十八日清晨，他刚起床便听见急促的砸门声。
开门后，数十名身着绿军装的人站在门外，为首者出示一纸文书，宣布依据社会主义改造法令，其全部财产收归国有。
陈伯试图争辩，对方一挥手，民兵便冲进院落。
他们直扑账房，撬开保险柜，将黄金、美元、债券统统倒入麻袋；随后查封七座米仓，贴上封条；最后闯入碾米厂，拆卸机器，驱散工人。
整个过程不足三小时。
陈伯一家五口被赶至街头，只准携带随身衣物。
他身上那件丝绸长衫被民兵剥下，斥为“资产阶级奢侈品”，最终只剩一身破旧短褂，赤脚立于路边。
他后来回忆道，那一刻脑中唯有一个念头：逃离。
他暗中联络数位熟人，凑钱租下一艘小渔船。
四月的某个深夜，他携妻儿及三家亲戚共二十余人，从西贡河口悄然出海。
那是一艘仅能容纳十余人的六十吨木船，他们却硬塞进二十五人。
船上淡水和食物匮乏，仅有几袋饼干和一桶清水。
航行三天后饮水耗尽，又过两日饼干亦告罄。
第五日，他们遭遇海盗。
海盗抢走船上仅存的值钱物品，还将两名年轻女子掳上贼船。
陈伯跪在甲板上磕头哀求，却被海盗一脚踢开，扬帆而去。
第七日起，船上开始有人死亡，先是老人，后是孩童。
遗体被直接抛入海中，连诵经超度的时间都没有。
第九日，一艘英国货轮发现了他们。
此时二十五人仅存十三人，陈伯的妻子儿女幸存，但两个女儿被海盗掳走，老母亲则葬身大海。
他后来流亡至英国，在伦敦经营一家小餐馆，直至九十高龄辞世。
临终前，他对孙子说道：此生之后，莫再做华人。
陈伯的遭遇仅是万千悲剧中的一例。
无数类似的故事，早已湮没在南中国海的波涛之下。
幸存者散落世界各地：美国加州有小西贡，澳大利亚悉尼有卡市，法国巴黎有十三区，加拿大温哥华有东区。
他们在异国开设餐馆、杂货店、旅行社，逐渐扎根，重建安稳生活。
另有二十余万人选择回归中国，被安置于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海南等地的华侨农场。
广西侨港镇便是专为安置越南难民的聚居区，上万人口挤在数平方公里的小镇上，以捕鱼为生。
初期生活极其艰苦：无房可住便搭帐篷，无渔船便划舢板，无码头便在沙滩拉网。
但这些人顽强地坚持下来。
四十年后，侨港镇已成为广西最富裕的渔港之一，街道两旁海鲜大排档鳞次栉比，游客纷至沓来品尝越南风味海鲜。
当年的难民中，有人成为老板，有人担任船长，有人建起小楼，有人将子女送入大学。
每次重返侨港采访，老人们总爱重复一句话：还是祖国好。
这简短话语背后，浸透着无数辛酸血泪与生死挣扎。
而那些留在越南的华人，只能在夹缝中继续求存。
他们学会隐匿行迹，保持低调，在危机来临之际迅速藏匿。
但他们心知肚明：只要中越关系持续波动，只要越南仍需转移矛盾，他们随时可能再度成为标靶。
行文至此，最初的问题已然浮现答案。
纵观整个东南亚，华人几乎在各处皆能积累巨额财富，唯独在越南这一规律失效。
原因何在？。
答案已昭然若揭：并非越南华人不够聪慧、不够勤勉、不够团结，而是因为越南以最暴烈的手段，实施了持续半个世纪的“族群清洗”。
从一九七八年的经济掠夺，到后来的身份瓦解，再到如今的同化政策，每一刀皆见血封喉，每一招都致命无情。
一百二十万人口锐减至七十万，从第二大民族滑落至第九位，这并非自然衰减，而是人为制造的“人口蒸发”。
但比数字更残酷的，是隐藏其后的逻辑。
它向所有海外华人昭示了一个鲜血淋漓的真理：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，流散异乡的族群若没有强大母国作为后盾，再多财富也不过是他人砧板上的鱼肉。
有用时，你是工具；无用时，你便是碍眼的障碍。
你越成功，越危险；你越富有，越易遭掠夺。
这绝非危言耸听，而是三百年来越南华人用鲜血书写的教训。
从十七世纪的“明乡人”到二十世纪的“华族”，一代代华人在这片土地上垦荒、经商、积累财富、建设城市。
他们为越南留下了什么？湄公河三角洲的万顷良田，堤岸的繁华商埠，胡志明市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。
越南又回报了他们什么？一九七八年的驱逐，海上的死亡，永恒的恐惧。
如今，中越关系再度步入微妙阶段：两国既有经贸往来的热络，也存在南海争端的暗流。
越南华人又一次站在命运十字路口。
年轻一代华裔大多已不会讲中文，他们进入越南学校，使用越南语，结交越南朋友，思考越南事务。
他们自视为越南人，并努力成为越南人，但在越南社会眼中，他们依然是华人。
每次中越关系紧张，他们依旧首当其冲。
这种身份认同的撕裂，比任何肉体驱逐更为致命。
他们不知自己究竟属于何方，不知该站在哪一边。
渴望融入却遭排斥，想要离开却又难舍故土，只能在夹缝中小心翼翼地生存。
这或许便是越南华人的宿命轨迹。
但历史从来不是宿命，它由无数个体的选择点滴铸就。
一九七八年选择逃离的人，选择了生存；选择留下的人，选择了忍耐；在海外重获新生的人，选择了重建。
这些选择汇聚成河，穿越时间峡谷，最终奔流入海。
在广西侨港镇的海岸边，当年逃难归来的人们每日迎着朝阳出海捕鱼。
他们的渔船早已从当年小舢板升级为数百马力的钢壳船，子女不再于沙滩拉网，而是坐在明亮教室诵读中文课本，孙辈甚至对祖辈的遭遇一无所知。
但那片海洋，他们永难忘怀。
每次航行经过曾漂浮遗体的海域，老渔民仍会停船，向海中撒一把纸钱，点燃三炷清香。
这不仅为了祭奠未能上岸的同胞，也为提醒自己：此生能够活着，是何等不易。
《越南华人华侨通史》作为一套全面梳理越南华人历史脉络的著作，由暨南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正式推出，共分为三卷，系统性地呈现了华人群体在越南社会中的发展轨迹。
根据越南统计局发布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，从1979年至2019年间每隔十年进行一次的数据统计，清晰地记录了越南国内人口结构，特别是华人社群在数量与分布上的动态变化。
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专题档案《Indochinese Refugee Resettlement》，涵盖了1980年至1985年这一关键时期，为研究当时印支难民安置问题，尤其是涉及华人移民的跨国流动，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文献依据。
越南社会科学院下属的民族学研究所在2015年出版了《现代越南民族关系研究》一书，该书从学术视角深入探讨了越南境内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，其中对华人族群的社会融合与文化认同进行了专门论述。
王苍柏在《世界民族》2004年第三期上发表的《越南华人的历史与现状》一文，从历史演变与当代境遇两个维度，对越南华人社群的整体面貌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评述。
#我的春运返乡记#长胜证券有限公司
辉煌优配网站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：国内正规配资公司 全国商场千篇一律，四巨头加连锁餐饮占据大半
- 下一篇：没有了
热点资讯
